这一规定表明，类似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及其子女利用其“影响力”犯罪问题已经引起最高立法机关的重视，打击“退休高官”犯罪将有法可依。

    相关报道请看2005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我国拟修改刑法加大反腐败力度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５日电题：我国拟修改刑法加大反腐败力度
　　新华社记者周婷玉、邹声文、张景勇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２５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这一草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至１０年有期徒刑，并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
　　这意味我国正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我国已运用２０年。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确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１９９７年，修订后的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适用，让一些腐败分子现了“原形”。２００８年８月被判刑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经法院审理查明：截至案发，尚有价值人民币３９７万多元和美元４万多元的财产未能说明合法来源。而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则被有关部门查处其受贿金额总计３１５２万元，另有９６０．７５万元财产来源不明。
　　尽管这一罪名的适用一直是我国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但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提出，现行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偏轻，建议加重处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曾经指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偏低容易被一些腐败官员钻空子。有专家分析指出，一些贪官案发后拒不说清巨额财产的来源。因为不明财产越多，就意味着受贿额越少，这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贪官面临法律制裁时的“挡箭牌”。
　　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到１０年有期徒刑，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样修改，既加重了对这类犯罪的惩处，在量刑上又与贪污贿赂犯罪有所差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如此评价这一修改。
　　据介绍，１０年有期徒刑已经向全球最高标准看齐。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提供的参阅资料，对于类似情况，美国规定处５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新加坡规定刑期不超过１０年；印度规定处１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文莱则规定处７年监禁。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贪污、受贿罪行，根据不同数额，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一处罚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严厉许多。
　　李适时指出：“司法实践中，对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尽力查证犯罪事实，依照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严惩。”
　　为打击腐败行为，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增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的同时，还扩大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犯罪做了规定。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等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此外，一些已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在职时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收受财物。这些“影响力交易”行为都具有明显的“钱权交易”特征。
　　“从查处的案件情况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需要看，领导干部‘身边人’参与作案，已经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今年３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文显曾提出，应将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交易行为入罪。
　　其他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也提出，这类行为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对情节较重的应当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鉴于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条款，针对上述犯罪行为作出严厉规定：对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这一修改还同时考虑了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草案在新增的条款中规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关专家表示，刑法的这一修改将进一步遏制和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者的“钱权交易”行为，使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

□刘万永

    从永定门到天安门再到鸟巢15公里的距离，29个金色的“脚印”留在空中。随后，红、绿、白、蓝、黄五色组成的巨大动态“奥运五环”图案和红白两色从全球征集的2008张“笑脸”也在空中绽放，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焰火燃放达到高潮。
    与以往静态燃烧的奥运五环焰火图案不同，本届奥运开幕式的奥运五环焰火第一次“动”了起来------红、绿、白、蓝、黄五色圆环从不同方位升上天空，在114米高空开始套在一起，随即逐步形成“奥运五环”图案并运行到170米的高空。
    “开幕式焰火通过科技立项研究，完成并运用了空气（无火药）发射芯片焰火弹、无烟/微烟焰火、精确膛压发射空中动态组图焰火等高科技技术，体现了科技奥运。”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焰火团队专家组组长赵家玉向记者解析了焰火表演的科技含量。
    赵家玉是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实验室负责人，也是烟花爆竹标准化委员会核心专家。从2007年起，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参加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奥运科技专项课题“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焰火关键技术研究”，目前已经申请了10多项专利。此外，他还是本届奥运会主火炬点火团队的主要成员。
    赵家玉说，以往奥运会也有奥运标识被应用到焰火的燃放，但基本上都是将在地面固定好烟管，装好焰火弹，同时点火，以便在天空中制造出奥运五环效果。“我们通过科技攻关，掌握了动态空中焰火组图技术，让五环动起来了。”
 据介绍，用于“奥运五环”的特效烟火弹采用了新的发光体药剂配方和制造工艺，比普通焰火在空中燃烧3-4秒延长了近一倍，实现了长燃时、长留空，大大提高了观赏性。
    “奥运五环”烟火弹分三层，最外层为黯然点火药，也就是说，烟火弹从发射到升至100米高空时，远距离观赏者是看不到的。烟火弹上升到100米高空后，第二层点火药开始燃烧，这层火药燃烧速度非常快，观众会在这一刻突然看到烟火弹，震撼效果强烈。随着烟火弹快速上升，第三层高亮度银白色火药开始燃烧，焰火图形变大变亮，一个直径70米的巨大的环形图案最终形成。
    发射“奥运五环”烟火弹时，5个发射器每个炮位相隔90米，同时发射，五环图案从114米高空开始靠近并套在一起，在134.68米高空套完，形成最长250米的五环相连图案，再到170米的高空运行完，观众能看到的只有5、6秒的时间，但这也是震撼、壮观的5、6秒。
    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笑脸”也属于不规则动态焰火。赵家玉说，“笑脸”发射器类似人脸图形：外环有32根发射管，形成脸部轮廓；内环上部有两个发射管，就像的眼睛，下部是8个发射管，类似微笑时的嘴巴。42个发射管同时发射，在距地面180米的高空呈现出最大长度80米的“笑脸”，全程5秒钟。
    赵家玉说，“笑脸”分红白两种颜色，但眼睛部位的药剂分不同颜色，颜色的变换，在观众看起来就像在眨眼微笑。
 赵家玉说，在试验阶段，有公司提出用礼花弹打出“笑脸”图案，这种常规技术也可以，但礼花弹在空中的位置不能固定，随机性强。更重要的是，要让若干个烟火弹在同一时刻燃烧，就必须解决发射装备问题。
    赵家玉提出大胆设想，经过众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不断研制，最终研制了矩阵式“焰火膛压精确发射系统”。同时，武警北京总队焰火施放分队的总指挥黄晓文提出将发射系统从落地式改为车载式，解决了运输与卸载不便的问题。
    所谓“膛压”，是指火药气体燃烧时在枪（炮）身管内产生的压力，膛压系数大，出弹快。赵家玉领导的北京理工大学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五个发射装置，通过控制火药燃烧时制造的膛压，实现了对焰火高度的人为控制。相对于传统的改变药量的方法，这一创新可以精确控制焰火的高度，“想发射多高就可以发射多高”。
    赵家玉说，“奥运五环”、“笑脸”焰火的研究经历了理论设计、研发、改进等艰苦的过程，对研发团队成员来说，工作到凌晨四点是家常便饭，甚至靠着墙都能睡着。
    由于北京市区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场地选择成为进行实验的瓶颈。为了找一个远离市区、又安全保密的实验地点，赵家玉等人常常在晚上驱车赶到河北的海边去进行实验，第二天早上再赶回学校的实验室。
    赵家玉说，在望京地区西门子大厦燃放是在北京市区内唯一一次试验。去年年底，赵家玉等人已能打出“五环”图形，推荐给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和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蔡国强。蔡国强想看看焰火到底能打多高，跑到西门子大厦顶层观看，结果，焰火的高度足有两个西门子大厦高，蔡国强当即表示满意。
    赵家玉说，焰火膛压精确发射技术不仅能实现“奥运五环”、“笑脸”等不规则图形，还可以实现汉字等图形，从理论上说，任何汉字都能表现出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将来人们不用仰头，而是像看电影一样看这些美丽的焰火图形了。
    对于承担建国60周年焰火表演科研任务的赵家玉来说，用焰火打出汉字的庆贺标语已经不太遥远了，“也许明年国庆时大家就能看到！”
 

（2008-08-04　4.05pm）

　　（综合讯）新华社报道，4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日本富士电视台正在前门大街烤鸭店拍摄，北京市崇文区几户拆迁居民闻讯赶来，并约美联社记者采访，半岛电视台记者闻讯也赶到现场，引起群众围观，造成道路拥堵。

　　这三五户居民是因为对拆迁补偿不满而约请外国媒体的。事发後，民警迅速赶到现场。11时许，事态得到平息。

《联合早报网》

    贵州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一个县城，估计瓮安经济也不会太发达。然而，瓮安县城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一个月居然能赚15000元，不要说在瓮安，这样的收入在北京也算是白领了，真让人羡慕呀！

    今天在网上看《贵州瓮安群众愤怒谴责6-28打砸抢烧不法分子》（http://news.qq.com/a/20080701/002197.htm来源：贵州日报），有一段文字如下：

    “在瓮安县城开了3年出租车的驾驶员曾斌深受“6.28”打、砸、抢、烧事件之害。过去每天能收入500元的他，这几天生意远不如常，每天少收入200余元。他说，事件发生后，县城的交通秩序出现混乱，正常的交通秩序受到影响，同时，自身的安全感也大大降低。他希望尽快处理打砸抢分子，好让自己安安心心的做生意。”

    “过去每天收入500元”，一个月就是1.5万元，天呀，这可真是个高收入；“现在每天少收入200余元”，就按一天少收入300元算，还有200元的收入，一个月也是6000元，北京的工薪阶层，挣到这个数的又有多少呢？

    曾斌的出租车是拉人的，还是运货的，一个月能撰这么多钱？

    如果说是拉人的，似乎不太可能。瓮安县政府办公室撰写的《瓮安概况》说，“瓮安区位优势较为突出。境内公路四通八达，省道 206 、 302 公路呈“十”字型贯穿县境，是连接川、渝、黔、湘、桂、鄂的交通枢纽，全县 23 个乡镇和 80 ％的村均有客车营运。”市场竞争如此激烈，想赚这么多钱不容易。

    要是货运呢？似乎更不可能。我们知道，货运如果是短途，利润会很低。如果是长途，不可能只“在县城开”。

    我的新闻学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记者要用脑子写稿，要算算“数字账”。开出租一个月能收入15000块,哄鬼哪？！

    简单排列：

    正龙拍虎-----秋雨含泪-----兆山羡鬼----俯卧三撑……

    还有一些词语：

    很黄很暴力----散步----被自杀----打酱油的……

    欢迎补充。

    想必诸位和我一样，对瓮安事件早已有所耳闻，而事实真相如何，谁也不知道。小道消息早已传开，而官方报道最早是新华网29日的报道，简单到粗陋的地步。昨天总算稍有起色：政府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各大网站也开始在显著位置进行报道。不过仍然有许多疑问，官方版本仍未能消除民间版本带来的种种疑问。

    几乎所有评论，均指向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严重不足。

    给群众一个真相有多难？“本来简简单单的一桩命案，作为当地执法部门，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给群众一个真相其实并不难。但很显然，无论是当地有关部门，还是相关媒体，依然似乎是在回避问题本身。”文中引用了一句话，说得很好：“当人们因为迫害而只能秘密地交流思想的时候，舆论才会给国家带来危险。”

    公开越早辟谣越有力：“一起“起因简单”的事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是怎样“煽动利用”的，“黑恶势力人员”又是如何“插手参与”的，由于从一开始对事件的起因就没有详细的报道，对于关心这一事件进程的公众来说，只能是越说疑问越多。于是网上对事件的起因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网络时代，信息公开稍微迟滞一点，就有可能为谣言留下传播的空间，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回想四川大地震，吴双建说：“四川汶川地震后，由于国家公布信息及时权威，被称作为“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党和政府而得分不少。而此次，贵州瓮安的事，却是谣言跑到了真相的前面。”

    回到案件本身，张鸣在《瓮安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一文中说：“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从古至今，只要出事了，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最后传播的结果，都会越来越离谱。但离谱也有一个方向，如果在一个地方，很多的事件发生，都被引向政府，那么，说明当地政府跟民众的关系，或者说官民、干群关系，肯定有问题。”这点基本上也是共识，何亮亮也认为“瓮安事件必有深层次的因素”

    所以，瓮安事件，一切仍需从事实出发。推荐凤凰播报的黄亭子写的一篇博文《关于瓮安事件的几个基本判断》。

    最后转一段我的一位朋友说的话，瓮安事件最让人担忧之处，正在于此。

    ——从黄静、高莺莺、杨代莉到李树芬，从湘潭、襄樊、大竹到瓮安，民间的版本都是无辜少女+轮奸致死+官权掩盖......在群体心理的激荡下，不尽真实的传言激化着事态......

    随后的事情，官方版本都是家人拒绝+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在一种封闭的操作手法下，单向办理，并没有关于真相的探讨和深入追索。

    这么巧合，说明什么？

    在民间的巧合中，我看到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官权中人的敌视。

    在官方的巧合中，我看到的是对真相的不重视，和稳定压倒一切下的敷衍。

    而这样的互动，由于漠视了民众的知情权，将进一步加重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反过来，由于长期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群众要么在沉默中怀疑，要么在盲信中冲动，这样的不理性，又使得政府更倾向于继续其稳定压倒一切的优先逻辑，这样的循环，能解开吗？

    如果能，怎样解开？允许自由地采访报道？或者，尝试从制度上实现地方权力的在地制衡监督（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而不仅仅依靠事后来自上级的干预？

    如果可行，什么时候开始？

    无论如何，总得开始吧？

    一师是我看得比较仔细的个一地方-----当初，《恰同学少年》热播时，我是一边看电视，一边上网查资料，比如，毛的老师，过去除了杨昌济几乎都不知道；同学中，陶斯咏干脆是第一次听说。

    据湖南的同行说，《恰同学少年》播出后，第一师范收到了数以千万元计的捐款。而我回到北京不久，就从教育部官方网站上获悉，第一师范今年开始升为本科。

     一师外景

     一师给人感觉，这就是一个读书的地方。

     “一师是个好学校”----毛泽东对母校的评价。后来，他的孙子题词时用了这句话，遭到了一些人的嘲笑。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可惜现在的很多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意外伤害带来的赔偿，体育课已经成了摆设。

     一师二楼张贴的就业信息。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四年前为考学发愁，四年后为就业发愁，当然有一些人例外，比如真正有能力的，或者真正有背景的。而在一些地方，师范毕业生为了取得当教师的资格，甚至要一次交清两三万元的“上岗费”。